在此类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谅解书位居诸多刑罚衡量要素之首，具备着重要意义。
尽管如此，它却并不能完全地替代或者消减刑罚的存在。
谅解书，作为受害者亲自向罪犯所表达的对涉及犯罪行为的宽恕与谅解的庄重协议，有力证明了其自愿性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进行审判裁决时，会充分考量这一重要信息，但是不会孤立地对待，而是要把整个案件的事实、证据、犯罪的本质特性、情节发展以及对社会的潜在威胁等多个维度的因素纳入到综合评价体系之中，以此决定是否判处刑罚及如何确定刑罚的轻重口径。
举例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其有着清晰明了的阐述：“在确定对犯罪者实施何种刑罚时，应当根据具体犯罪事实、罪行性质及其对社会邪恶威胁程度，依据本法律的相关规定做出公正而适当的判决。
”倘若犯罪行为本身具有极其恶劣的性质，已经对社会带来了重大威胁，那么即便存在谅解书这样的有利因素，罪犯恐怕仍将难逃刑庭的制裁；
然而，若是犯罪情节相对较轻，即使没有谅解书，罪犯依然有可能获得比较适度的刑罚，甚至有可能被判定为缓期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
【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